被遗忘的重庆大轰炸受害者:在骨灰里找到当年的弹片

记者/蒲晓旭

编辑/刘汨 宋建华

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,电影《大轰炸》未能国内上映,这让部分重庆大轰炸亲历者有些失落。他们本希望能在电影发布会上口述被轰炸的遭遇。对这群年过八旬岁的老人来说,能够诉说这段往事的机会越来越少。

“我们想抓住每一个能公开诉说的机会。再过几年,老人们就都不在了。”

抗日战争期间,上海、南京、武汉相继沦陷,“国民政府”迁至重庆。1938年至1943年,日军企图以“以炸迫降”,对陪都重庆及周边地区实施无差别轰炸。2000多个日夜,日机空袭重庆203次,投弹超1.78万枚,致2.5万余人伤亡,炸、焚毁房屋1.75万栋。

这场世界战争史上最大规模和最长时间的空中屠杀,史称“重庆大轰炸”。

2004年起,188名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及遗属代表组成诉讼团赴日起诉,要求日方为当年的暴行谢罪赔偿。案件历经两审,裁判结果均为承认轰炸史实,驳回谢罪赔偿诉求。目前案件仍在三审上诉中。诉讼团坦言,胜诉机会渺茫。

屡诉屡败,年迈的受害者们陆续含恨而终,在世者也大多心灰意冷。在诉讼团团长助理、大轰炸受害者遗属姜遗福看来,更要紧的是,现在的年亲人已不关心这段历史,就连重庆本地的年轻人,不了解这段史实的也大有人在。

“讲一百遍落后就要挨打,不如讲一段大轰炸的故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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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11月,一架飞机掠过高楼林立的重庆渝中半岛上空。抗日战争时期,上海、南京、武汉相继被日侵占,“国民政府”迁至重庆。大量外地人为躲避战乱也涌入重庆,使得渝中半岛迅速成为繁华的商区。但在1938年至1943年间,日军对战时首都重庆渝中半岛、江北县、巴县等地实施了无差别轰炸,当时的渝中半岛沦为一片废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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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名游客在重庆大轰炸“六五大隧道惨案”遗址参观。正中的照片记录着炸弹爆炸后,重庆市区一片火海,浓烟漫天的场景。右下的照片记录的则是“六五大隧道惨案”死难者遍地成摞的遗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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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三峡博物馆模拟的“六五大隧道惨案”民众在防空洞口踩踏、挣扎的场景。1941年6月5日晚,日机持续轰炸五个多小时,大量民众涌向防空洞,造成洞内人数饱和。由于管理洞口的人员紧锁栅门,不准隧道内的人员在空袭期间出入,致使重庆十八梯、演武厅和石灰市防控隧道发生避难者窒息、踩踏伤亡惨案,遇难者约2500人,史称“六五大隧道惨案”。这是中国抗战大后方最惨痛的事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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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起在大轰炸中的遭遇,86岁的陈桂芳眼中擎着泪水。1939年8月,陈桂芳的母亲被炸不治身亡,父亲下落不明,7岁的陈桂芳大脑和右手受伤,成了孤儿。依靠东家吃口饭、西家喝口水,艰难地活了下来。她经常突然晕倒不省人事,浑身发抖,口吐白沫,并伴随着头疼、耳鸣等症。虽多次求医,却始终治不好,后来连医生都不愿给她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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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桂芳展示自己头部的X光片,显示其颅内存在异物。直到几年前遭遇交通事故,她去医院检查才知道自己脑中存有一枚金属弹片。因为年事已高,弹片不便取出。时至今日,她身体的伤痛仍在持续。大轰炸的阴影,如同这枚弹片,将伴随她的一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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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岁的大轰炸受害者赵茂蓉坐在重庆一家社区医院的养老病房里。因为日机轰炸,一枚弹片扎进了她的右脸。当时她只有13岁,少女的花季容颜瞬间被毁,左耳听力也受到损伤。

护工将赵茂蓉抱上床。去年8月,赵茂蓉患上了老年痴呆,住进了社区医院。现在她几乎无法与人交流,吃喝拉撒都要人来照顾,平时还带着尿不湿。几年前,她还作为对日诉讼原告,在日本和国内多次宣讲战争对自己的伤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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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岁的简全碧坐在屋里,夕阳透过窗户,打在她擎着泪水的眼上。1939年5月,简全碧家一栋170平米的房子被日机轰炸,财产尽毁。一家三口便搬到了奶奶家。轰炸仍在持续,第二年,不仅奶奶家的房屋也被炸毁,老人还因房屋坍塌身亡。飞溅的弹片击中了年仅2岁的简全碧右侧肋下,好在经治疗保住了性命。因为经济窘困,简全碧唯一的妹妹也被迫送给别家抱养,从此再未重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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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全碧展示其右侧肋下的伤痕。因为轰炸受伤,这处伤口到60年代仍隐隐作痛。更严重的是,受伤导致她右侧乳房不能正常发育,夏天衣着单薄时尤为明显。这让简全碧深感自卑。直到28岁她才鼓足勇气结婚。70多岁时,简全碧仍常常梦到大轰炸,梦到自己躲在在黑暗而令人窒息的防空洞里,呼喊着母亲的名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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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2岁的王西福坐在椅子上,身后是画家陈可之等人创作的油画《重庆大轰炸》。王西福一家原本生活在上海。上海沦陷后,全家来到重庆开起一家餐馆,起初衣食无忧。直到1939年5月,他们一家三口藏在一处木料场躲避轰炸。不料轰炸中木料垮塌,将他的父母压死。年幼的王西福被卡在木料缝隙里,仅额头和腿部受轻伤。3岁半的王西福躲过一劫,却成了孤儿,被称为现实版的“三毛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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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西福展示父母生前与他唯一的合影。其双亲遇难后,王西福被送到亲戚家收养。自从亲戚有了自己的孩子后,他就遭到虐待,一天到晚挑水、拣柴带孩子,稍有不慎还会挨打,他索性离家流浪。他靠给人擦皮鞋,终于有点收入,又遭到其他擦鞋的大孩子的殴打,擦鞋工具箱也被砸烂。不到10岁的王西福只好躲远,靠捡煤渣和烟头度日。他将煤渣卖给餐馆换碗稀饭。烟头则被他拿来收集烟丝,再卖给抽烟的大人。这依然无法凑够一个少年每天的伙食,只好去餐馆捡别人吃下的剩饭,为此常常遭到餐馆老板追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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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西福展示他在大轰炸中因木料击中头部落下的伤痕。为避免被餐馆追打,王西福主动在夏天为餐馆里的有钱食客打扇子挣点小费,顺便吃他们的剩饭。看到有黄包车夫拉车上坡吃力,他也帮忙在后面推车,挣点微薄收入。就靠着找一点、捡一点,讨一点,王西福度过童年——“如果父母不被炸死,我也有个不缺吃穿的幸福家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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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岁的曾宪君抱着父母的照片,这是在轰炸中双亲留给她的唯一念想。其父生前在重庆商会任职,家里柜子、桌子到处都放有钱。1939年5月,她的父母在空袭中下落不明。1岁的曾宪君随外婆回乡下生活,过得十分清贫。她回忆,幼时几乎没吃过肉,下雪天打赤脚,寒冬腊月也只穿一条单裤。10岁时,外婆变得痴呆,曾宪君挑水、打柴和煮饭,稍大些又去帮人做家务。解放后,她成为一名工人,直至退休。曾宪君坦言,每当遇上难事、无人倾诉时,她就拿着父母的照片偷偷落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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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岁的蒋万锡在写自己的生平,大轰炸的记忆是无法回避的重点。蒋万锡一家本在重庆开家具店,经1939年及次年两次轰炸,蒋家的财产被焚。1941年6月,蒋万锡的大哥、怀孕的大嫂与众人一起,涌入防空洞避难。因轰炸持续太久,宪兵锁住洞口禁止人员出入,洞内发生了窒息和踩踏,造成至少2500人死亡。他的大哥、大嫂也在这场“隧道大惨案”中遇难。几天后,蒋家第三次开张的家具店再次被炸。因为父亲早年去世,只剩10岁的蒋万锡与母亲相依为命。一个殷实的家庭,突然间家破人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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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岁的大轰炸受害者对日诉讼原告团团长粟远奎,站在位于重庆较场口的诉讼团办公室里。隧道大惨案发生时,粟远奎全家也进入防空洞避难,他的两个姐姐在人群窒息和踩踏中下落不明。粟远奎也因窒息昏睡过去,醒来才顺着死尸爬出洞口。粟家一栋4层房屋,和原本用于出租的门店也被炸掉。家境衰败,又痛失两个孙女,粟远奎的祖母也在惨案发生次年忧郁而终。为养家,父亲留在城里挣钱,母亲带着4个孩子生活在郊区,直到抗战胜利才全家团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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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岁的祝元庆在清理自家的鱼池。大轰炸前,祝家在重庆开扇子店和五金店,雇工就有12人。经过1939年两小时的轰炸,除挖出一台保险柜外,祝家房屋、店面、货物全都化为灰烬。打开保险柜,银元、黄金、首饰都熔成一团,纸钞、票据成灰。祝父将变形的银元发给工友并将他们遣散,家中瞬间一贫如洗。为谋生计,他的父亲卖掉一处门店地皮再次开店。祝元庆也从曾经的“小少爷”,变成了在家看店的辍学儿童。除10岁念过一年私塾外,他再没读过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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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岁的姚天敏(中)打麻将消磨时间,以此预防患老年痴呆。1940年,姚天敏的父亲在乘船时遭轰炸身亡,家人打捞七天七夜没能捞到尸体。转过年,日军又炸毁了家中的房屋、4台织布机和4台导纱机。靠织布为生的母亲突然失去了生活来源。因为经济窘困,姚天敏的两个弟弟无钱治病,相继于解放前病逝,姐姐也长期生病,生活不能自理。解放后,姚天敏进入重庆的织布厂、毛巾厂等国企工作直至退休。因为上了年岁,她出门要靠电动轮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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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6岁的鞠天福坐在他位于重庆沙坪坝的家里,因为腿脚不便,他迫切想要从没有电梯的11楼换到较低的楼层。大轰炸中,鞠天福的祖父、伯父及伯父义子下落不明。祖传的店铺、房产和其父投资的环球戏院也被炸毁,家业毁于一旦。断粮时,全家以霉豆渣充饥,鞠天福也到菜场捡菜。为买点大米,家里被迫变卖家产。他的母亲和祖母忧郁成疾,无钱治疗而死,三个弟妹也相继夭折。为让后代记住这段历史,鞠天福一家将5月3日视为忌日,每逢这天,全家素衣素食,缅怀遇难和病亡的亲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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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岁的王邦俐站在重庆九龙坡区自家楼下。大轰炸期间,她的母亲随人群躲避轰炸时被挤倒摔伤了眼睛。家里的住房和商店也被炸毁烧光,家产化为乌有。因为无钱医治,王邦俐的母亲左眼失明,右眼也只有微弱的光感。老人去世后,王邦俐继承母亲,继续对日诉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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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邦俐家保存着的一张小皮箱的照片。大轰炸期间,王邦俐的家人躲避轰炸总随身带着这只箱子,里面装有钱币、首饰、牙粉、火柴等这些后来救命的家当。当时个别家庭因收拾东西耽误了时间,全家被炸死在屋内。大轰炸期间,几乎每家都有类似的小箱子,里面放上值钱的细软,只要听见防空警报,提起箱子就往防空洞跑。王邦俐介绍,这只皮箱,后来被她捐赠给了重庆三峡博物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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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岁的向平超站在自家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的自家窗台。窗外即是长江,曾经被炸成一片废墟的沿江两岸早已是高楼林立。向平超介绍,他未出生时,父亲就被抓去当壮丁。后来母亲告诉他,其父于1941年在较场口放哨时,被炸身亡。向平超出生后,从未见过父亲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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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岁的伍章惠坐在重庆沙坪坝的家中,与阳台栏杆保持着一定距离。1940年,伍章惠在重庆十八梯的家被炸毁,暂住在别家逃难后的空屋里。她在吃饭时,因倚靠轰炸导致松动的阳台栏杆时,从三楼坠入楼下废墟,摔破了头,昏迷三天三夜。从此落下了头疼和面部肌肉抽搐的后遗症,也让她终生对阳台栏杆心有余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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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岁的洪志玉坐在重庆沙坪坝区的家中,背后的墙上挂着曾孙的照片。在1939年5月3日、4日日军接连轰炸后,洪志玉的家被炸毁。全家人暂住到别家一处危房中,一家人正在吃饭时,屋顶瓦片突然垮塌,洪志玉的头、脚、嘴唇、手腕均被砸得开裂,她的父母、大哥、二哥、七姐也均被砸伤,幸无生命危险。时过境迁,洪志玉如今已为曾祖母,当初一起受伤的亲人仅剩她还在世。愈合的伤疤埋在她皱纹堆垒的皮肤里,难以辨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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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轰炸受害者蒋太华的生前相片,以及家人从其骨灰中搜出的疑似弹片。蒋太华儿子何光荣介绍,其母在1940年的轰炸中被两块弹片击中尾椎和臀部。因医疗条件有限,加之思想保守,未彻底治疗。位于尾椎的弹片后被老人抠出,臀部的弹片则终身留在体内。每到夏天,老人的伤口就会发炎,痛到直不起腰。六年前蒋太华去世,家人用磁铁从其骨灰中找到了一块胡豆大小的异物,认为这就是老人体内的弹片。几年过去,该异物已裂为数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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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大轰炸对日诉讼原告团,正在位于重庆较场口的办公室里开例会,交流案件动态和各自经历、近况。当天只来了7名原告代表。2004年,188名大轰炸受害者及遗属代表赴日起诉。案件历经两审,裁判结果均为承认轰炸史实,驳回谢罪赔偿诉求。目前案件仍在三审上诉。不少原告已心灰意冷,加之上了年岁出行不便,曾经每周一次动辄上百人参加的例会,已改为两周一次,每次参会的原告仅10人左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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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轰炸对日诉讼团团长助理、大轰炸受害者遗属姜遗福,正在逐一联系诉讼团成员。位于重庆本地的85名受害者原告及遗属代表中,至少已有39人去世。这些经历过战火和屈辱的历史见证者们,亦如窗外的夕阳,正加速逝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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